【西凤酒1952报道】从古至今，文人墨客总是离不开酒，诗坛书苑如此，那些在艺术界占尽风流的书画家们更是“雅好山泽嗜杯酒”。如果说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，那么它又何尝不是一个酒文化浓厚的国度呢？酒在我国源远流长，饮酒在国人的生活中早就演变成一种文化现象。俗话说：“酒为欢伯，除忧来乐”。人们乐时饮酒意在欢庆，愁时饮酒旨在除忧。酒可品可饮，可歌可颂，亦可入画图中。纵观历代中国画杰出作品，就有不少关于酒的题材。可以说，绘画与酒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不只是绘画，书法更是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。他们或以名山大川陶冶性情，或花前酌酒对月高歌，往往就在醉时吐出胸中墨，酒酣后“解衣盘薄须肩掀”，一任天机，淋漓挥洒，神行纸上，从而作出一幅幅精品，这就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富有浪漫色彩的佳话和艺术珍品。在这里，酒已成了他们创作时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。
且乐生前一杯酒
酒之于中国文人，一个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消愁。宋人朱肱在《酒经》说：“酒之于世也，礼天地，事鬼神，乡射之饮，鹿鸣之歌，宾主百拜，左右秩之，上至缙绅，下逮闾里，诗人墨客无一可以缺此”。仕途坎坷以及生活的窘困等种种原因，使中国文人的内心淤积了过多的忧愁悲伤。在诸饮之中，酒以其独特的品性，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他们化解悲愁的最佳使者，正如周邦彦《虞美人》所言：“添衣策马寻亭堠，愁抱惟宜酒”。纵观历史上的文人，大都与酒形影不离。文人饮酒己是传统上的潇洒。魏朝末年，被誉为文坛“竹林七贤”的阮籍、嵇康等人，他们个个堪称酒中豪杰，常在竹林中饮酒长啸。阮籍一醉就是一个多月；嵇康醉酒有风姿，不时醉出美感来；刘伶更是对酒一往情深，可谓古今一流的“醉仙”。
陶潜醉酒，悠悠见南山。东晋陶渊明也是出了名的爱酒文人。他在《饮酒》诗前的小序中写道：“余闲居寡欢，兼比夜已长，偶有名酒，无夕不欢。顾影独尽，忽焉复醉，既醉之后，辄题数句自娱。纸墨遂多，辞无诊次。聊命故人书之，以为欢笑尔”。酒和他的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。因为酒，他心底流露出无比高尚的人格魅力；也正因为酒，他才会在骈体文玄言诗盛极的魏晋时期独辟一代文风，为中国文学增添了一种新的题材。同时，酒对文人雅集也起到了重要的烘托作用，据《与吴质书》记载，曹丕与“建安七子”徐干、陈琳、刘祯等“每至筋酌流行，丝竹并奏，酒酣耳热，仰面赋诗，当此之时，忽然不知自乐也”。
当历史车轮转至唐代，这时期的文人纵酒风尚更是异常兴盛。在繁华的盛唐时代，酒气熏天的长安城中有着一支庞大的饮酒队伍。其中有文人雅士，也有高官布衣等八位饮酒高手。唐初诗人王绩，因好酒获“斗酒学士”的雅号。他曾撰《酒经》：“追述（焦）革酒法为经，又采杜康仪狄以来善酒者为谱”。还有杜甫，史载他“于成都洗花里种竹植树，结庐枕江，纵酒啸咏，与田竣（音）野老相押荡，无拘检”。大诗人李白更是感叹道：“且乐生前一杯酒，何须身后千载名”。在诗化的酒中不畏人生的挫折，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希望。由于纵酒，常陷人经济困顿：“归来酒债多，门客荣成行”。因此，李白在回答唐玄宗问其志向时，是这样表白的：“臣一无所需，但得杖头有钱，日沽一醉足矣。”这种超然物外的精神境界非修炼人莫属，从而使李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酒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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