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西凤酒1952报道】1993年,任玉岭在北海任副市长期间,组织了一次经济讨论会,很多权威专家都来了。会上,大家讨论民营经济占GDP的比重将来的界限在哪里?很多人的观点是,应该控制在17%范围内,但当时民营经济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13%。是限制,还是发展?
回忆起这次会议,任玉岭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,“当时给我的印象是民营经济是一定要限制发展的,但现在不是这样了,现在民营经济已经占GDP比重50%以上了,下一步民营经济还要大发展,可能要占到70%以上。”
试水民企,成为中国民营经济最早一批实践者
任玉岭接触民营经济是这样开始的。改革开放以后,他很快有机会到国外走走,到1983年,任玉岭已经走访了欧美亚十几个国家。
“那时,看到国外一些城市晚上都是灯火辉煌,不仅建筑漂亮、街道整齐、汽车如流,而且商店林立,物产极为丰富。人们生活在地毯上,休闲在草坪上,行走在汽车上。当时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中国和人家的差距太大了,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赶上,甚至可能就赶不上。因为那时候人家都有私家车,而中国的公车还很少。”任玉岭说到这时仍然感慨良多。
也是在那时,任玉岭亲眼目睹了外国公司的风生水起,并在心中悄悄埋下让“公司”这一现代管理制度在中国开花结果的种子。
1984年,在国家科委新技术局的办公室里,任玉岭翻阅到一份《国务院会议纪要》,纪要传达了当时国务院领导的要求:“公司制度是当代最佳的企业管理模式,中国还没有公司制企业,要在全国大力提倡兴建公司。”任玉岭看了这份纪要后第二天就写了一个报告,关于成立中国味精技术公司,并很快报给了商业部、轻工部、中国食品协会和中央书记处。没想到几个部门全都做了批示,同意组建。让任玉岭难忘的是,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启立也在报告上作了批示,“像这样的公司建得越多越好”。
任玉岭说,成立中国味精技术公司主要是为了落实“公司”两字,但那时很多人对“公司制”很模糊,虽然国家大力提倡,但并不出一分钱。任玉岭就带头筹款,筹了36000元,公司开张了。
公司成立后,任玉岭与上海的冯容保同时担任董事长。因为冯容保在上海,而公司设在北京,所以公司大小事务大多由任玉岭打理。在他的努力推动下,公司进行了几项改革。一是进人才不要档案,否则人才进不来;二是实行高工资,比外面高三倍以上;三是实行小汽车办公,提高工作效率;四是扩大开放力度,建立顾问委员会、专家委员会、记者联谊会,把公司置于社会名流、专家和新闻单位的关注和关心之下;五是公司组织了技术小分队,专门向企业推广新菌种,以提高味精的生产效率、降低生产成本。公司实行董事会监督,总经理负责制。由于公司的新体制、新机制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,第一年就来了个开门红,赚了600万元。
“当时也不知道这钱属于谁,也不知道应该给谁。我们赚的钱就给了工厂里的年轻人,给你5万,给他10万,西凤酒招商,去创业,去开工厂,后来知道这是民营企业。”而作为带头人的任玉岭只享受公司两个待遇:在家装一部电话,一个月80元的交通费。
彼时,他仍在国家科委工作,负责组织全国生物技术的“六五”科技攻关,西凤酒代理 ,并参与组建中国生物工程开发中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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